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则新闻，说的是容庚的一封信在2011年的时候卖到了六万五。那么容庚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一起来听听民国收藏家容庚的故事吧。

容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在学术领域拥有着崇高的地位。

他以毕生之力收藏了许多青铜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祖国的珍贵文物。

书香世家，继承国学

容庚，原名容肇庚，号容斋，因“容”、“颂”古通，他后来便以“颂斋”命名其室。容庚身世不凡，容家是晚清书画世家，这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容庚的祖父开始，容家世代以科考为荣。容庚的祖父名鹤龄，是咸丰十一年的举人。

到了容庚的父亲容作恭这一代，顺利地将读书的传统继承了下来。

容庚出生在爆发甲午战争后不久，过了些年，战乱仍在继续，容庚的母亲邓琼宴为了使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跟弟弟邓尔雅商量之后，决定举家迁往广州，将容氏兄弟送进启明小学读书，这是广州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小学之一。除了在学校读书之外，舅舅邓尔雅给了容氏兄弟最好的教育，不但教他们诗文，还特别教了他们书法、篆刻、美术等。邓尔雅的教育，给容庚兄弟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直到1916年，容庚在东莞中学毕业，又过了五年，容庚和他的三弟容肇祖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被聘为东莞中学的教员。虽然容庚完全能胜任这个职位，但他只有中学学历，他认识到必须继续深造才能有出头之日。

这时出现了离开学校继续求学的契机。当时的校长倪樾廷深受新文化的影响，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于是大胆地在东莞中学招收女学生。可此举立刻招到了当地保守士绅的强烈反对，他们向上级报告，一时舆论哗然。当时容庚兄弟是站在校长这一边的，可没想到上级竟然罢免了校长的职务，改任保守派为校长。校长被罢免，支持他的容庚兄弟和其他几位思想开放的青年教师也都纷纷辞职，离开了东莞中学，以此来表示抗议。

至此，容庚任教才半年时间，这时的容庚有时间可以继续求学深造。兄弟二人商量之后，便一同去往北京读书。

携《金文编》北上，扬名金石研究界

什么是金石呢？金石是指以青铜器和石块为文献的载体，也是钟鼎和碑石的总称。

什么是金文呢？是指殷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又被称为钟鼎文。因为商周正处于青铜器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术十分发达。青铜器中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成为青铜器的代名词。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称为“金”，铜器铭文称“金文”或“吉金文字”。古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以金文刻录的，左丘明所著的《春秋左传》，也以铭文为修史资料。

容庚自小就对金石很感兴趣，怀抱壮志林云理想的他有着很庞大详细的计划。他准备分门别类默写编撰殷、周、秦、汉文字，写成《甲骨文编》、《金文编》、《石文编》、《玺印封泥文编》、《泉文编》、《专文编》、《瓦文编》等。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舅舅去了外地，弟弟们又到学校读书，身边没有了助手，容庚只能独自编写一本书，他选择了《金文编》，但就是这本书让他声明远扬。

等到容庚想北上继续求学时，他编著的《金文编》初稿已略具规模，但要想把它修订补充成书，还要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容庚听闻北平人文荟萃，便决定去那里充实自己。

到了北平，容庚常常去古玩市场考察，有一次在逛琉璃厂时，偶然打听到了罗振玉在天津的家庭住址。这罗振玉是谁呢？他是一位农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是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以及甲骨学的奠基者，容庚对他甚是崇拜。于是，容庚就带着三册《金文编》稿本，专程去天津求见鼎鼎大名的罗振玉。

罗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居住在日本，直到1919年才返回中国天津。在天津，他居住在法租界31号秋山街嘉乐里，自建了一幢两层楼房。根据后人的回忆，这套住宅面积约有五六百平方米，为口字形马楼，二楼是书库与书房，他的书分门别类置放于各室，他研究哪方面的问题就在哪个房间写作，日夜不辍，坐拥书城。

罗振玉对于古玩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古币古陶文字形体各异，多变难识，用以证说古籀（昼），不如专采古代礼器铭文。当容庚带着《金文编》来到罗振玉面前时，罗振玉浏览了书中的内容，其中的收字范围正符合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高兴。而罗振玉本人也从未忘记过还有一本《说文古籀补》没有修补完善，当他看到容庚的《金文编》稿本时，立刻来了兴致，并且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赞赏。

在这里，容庚学到了很多未知的知识，并且认识了罗振玉之子罗福成、罗福颐，同时还结识了后来同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唐兰、商承祚（作）等人。这为他以后的古文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说，容庚能够结识罗振玉，可谓幸遇良师。由于容庚才华出众，罗振玉十分欣赏他，便推荐从未上过大学的容庚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来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52年停办）攻读研究生。就这样，容庚从一位中学生一跃成为北大的研究生。罗振玉对容庚的帮助还不止于此，在容庚进入北大之后，他还提供了大量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供其研习。当他发现容庚的《金文编》因资金不足发行不了，二话没说就出资帮助发行，容庚在他的帮助之下走上学术成功之路，在天下得以扬名。

容庚对罗振玉的知遇之恩感激万分，不仅在《金文编》第一版中把罗振玉写的序排列第一，第二、第三版因故未载罗振玉的序，拟出第四版时又将罗振玉序列为第一，而且在容庚家中的客厅中都悬挂着罗振玉亲笔题写的匾额，从未曾将其取下。

容庚是在1922年秋季进入北大研究所的，在此学习的三年时间里，他补充并完成了《金文编》的编写，发行出版。容庚在自序里说：“三年的时间，我将精力全部倾注在这本书里。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甚至是废寝忘食的研究才敢写上去的。

《金文编》之所以能够让容庚在金石研究界扬名，是因为他率先收集铜器铭文中的单字，是第一部专收金文字形的专著，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商周金文工具书。这让倾尽毕生心血的容庚最终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国内金文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并且对后来研究金石的书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文编》一直是古文字学习者与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金文编》都有很大的名气。198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巴纳博士访问中山大学时曾说，他将《金文编》当作《圣经》来读，并将此书列为指导研究生的必读书。可见容庚和他的《金文编》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

痴恋文物，留守北平

容庚在北大做研究生的时候，《金文编》就已经出版，而且容庚的名字也已经在金石界有了一定的影响，等到他攻读完研究生，去向成了一个问题，是南归家乡，还是留守北平，他一时难以决定。

就在这时，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寄来聘书，想要聘请容庚为文学院的教授，并且答应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优越的，可以拿容庚在北大兼任国学门事务员时的工资相比较，那时容庚每月只有50元，而且还不能如期领取。

按当时容庚的情况来说，有家乡著名大学寄来的聘书，并且待遇十分丰厚，这样至少可以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但是容庚不是一个看重物质的人，他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一想到北平那些珍贵的文物古器，他就有了主意。他认为，回乡不利于自身治学事业的发展，而留在北平虽然生活拮据，但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他在北平的朋友们也都极力劝说容庚这样难得的人才留在北平发展事业。所以在众多考虑之下，容庚决定放弃回乡，留守北平。

容庚留在北平之后进入了燕京大学，即便如此，家乡的已更名为中山大学的广东大学再次寄送聘书来，诚心诚意邀请到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且许诺为其设置最好的研究环境，为他添置4000册参考书。可是早已决心留在北平的容庚还是婉言拒绝了。

容庚虽然未去中山大学，但1928年1月，中山大学文史科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时，他仍被聘为名誉顾问。该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委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商承祚任考古学会主席，容肇祖任民俗学会主席。容庚不知道的是，自己与中山大学的缘分才刚刚开始。更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会在这所学校度过晚年的研究生涯和生活。这当然是后来的事。

其实在1927年年初，容庚还在燕京大学任职时，就一度向当时的校长司徒雷登提出辞职，但是在司徒雷登的一再挽留之下，容庚才未走成，并且意外地被学校升级为教授。这对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越级晋升为燕京大学的教授，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情。

容庚对文物的痴恋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所有的成就都源于此。他每次从燕京大学进城会友的时候，都会经过琉璃厂，这里是各种民间珍品古玩的集散地，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和爱好者，他总是在这里停留一刻。除了鉴赏古铜器外，更多的是流连古玩店及书肆，浏览购藏书画从贴等。

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容庚所购买的书画，大都是年代相近的明清两朝之间的。容庚不论是购买书画还是彝器，都与其他人不同，常人一般都购买那些著名的大家的作品，而他却单挑无名之辈的，常人一般认为有名人作序的才是珍贵之物，而他则多选没有题跋的书画。即便如此，容庚还是得到了不少的珍品，比如董其昌的《仿李成山水图卷》等等。

还有一点值得提的是，容庚之所以能够在无名之作中挖掘其价值，是因为他辨别真伪的能力十分精湛，甚至胜过职业书画商人。最值得他沾沾自喜的一件作品是恽南田（即恽寿平）的《山水册》，当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赝品，但容庚就坚持是珍品，最终以低价买到。

逐渐的，容庚收藏的书画越来越多，于是他将收集来的文物分别整理，构成系统。比如，他之前得到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的《草书诗卷》，继而收藏他的画，之后又将收藏的爱好扩展到了文征明的儿子文彭、文嘉，就连他的侄子文伯仁，还有弟子陈淳、钱谷的作品都纳入收藏范围之内。只可惜，要想把这些人的作品全部收齐实属不易，最终容庚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收藏只为研究用

1930年，山西有位大收藏家逝世，这位收藏家平生收集的古铜器不计其数，他的后人整理出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和青铜器，其价值大概在万元左右，准备对外出售。容庚听说这一消息后，唯恐慢人一步，就立刻赶到山西，将五千元定金交到卖主手里，然后将这批青铜器运回北京。由于当时的容庚一点积蓄也没有，只好在途中卖掉了几件文物，还清了山西卖家的欠款。虽然舍弃了几件青铜器，容庚还是成为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

容庚虽然喜欢收藏，但他没有很多的资金支持，所以他的生活非常节俭。他虽在大学做教授，但当时的工资不是很高，他每月会拿出一半的工资交给妻子做生活之用，剩下的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收藏铜器和字画等。即便如此，容庚还是能够经常买到好的文物的，这就要归功于他的鉴别能力了。容庚非常擅长辨别铜器和字画的真伪，别人把真品看成是赝品的，他就用低价买来，然后再以高价卖出，所得的资金又能购买更为珍贵的古董，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可谓是“生财有大道”。

但是即便是容庚这样的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赏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1931年秋，容庚在一家古玩店驻足观赏，他突然发现了一柄古剑，此剑身长40多厘米，水银古色，上有绿袖，锋锷（锇）廉利，犹可杀人。剑格倒凹形字，圆茎，茎上有两箍，圆首。当时凭他的直觉这是一把好剑，便购买了下来。等他拿回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把剑的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刀部含锡高，硬度强，虽经历2000多年，依然能毫不费力地切割物品，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技术十分高明。

之后他又发现这把剑的剑格上有用铭文铸刻的“王戊（物）”二字，根据容庚的知识和经验，这“王戊”二字应该是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卿王戊”。这种剑在秦朝时期相当普遍，所以并未对它特别在意。后来，容庚便把这把剑卖给了另一位铜器收藏家于省吾。

又过了一段时间，容庚在翻阅文物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种叫“戊王矛”的青铜器，他突然想到了早前的那把剑，原来上面的“王戊”二字应该是“戊王”这样倒过来念的，而“戊王”就是指越王勾践，所以那把剑就是“越王剑”。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容庚后悔不已，可惜一把名剑落入于省吾之手。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容庚偶然得到了师旂（其）鼎，而此鼎的收藏价值同样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甚至出口说无论多少钱他都要。这时，容庚想起了那把错失的越王剑，便向于省吾提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以师旂（其）鼎来换越王剑。这让于省吾很是为难，作为一个收藏家，最看重的就是手里的宝贝，要让他舍掉其中一件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师旂（其）鼎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答应将越王剑作为交换，得到越王剑的容庚欣喜若狂，他彻夜研究，并在《鸟书考》专门提及了此剑，正式将此剑命名为“越王剑”。

可见，容庚收藏青铜器并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主要是为研究古文字及青铜器学提供实物材料。20世纪50年代，容庚将其收藏的古铜器“栾书缶”和150件青铜器珍品全部捐给国家。1977年以后，容庚分三批将所藏青铜器及书画字帖交付广州博物馆。后又几经波折，将一万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直到容庚病逝，他的家人还遵照他的遗愿，将他手中最后一批著作手稿、名人信札、金石拓片，古籍图书等400多种，2000多件捐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这就是容庚一生的收藏价值所在，不为个人，一切为了研究事业和国家之利。

真诚坦荡，君子之风

说起容庚的墨宝，那也是相当有名的。他的书法多为商周金文，而且篆书写得清健秀美、典雅蕴籍，仔细观察发现其结体与线条都处理得非常内敛，含而不露。除了篆书写得好之外，他的晋唐小楷写得也十分出色，虽然他经常说自己是“未习唐宋行狎之书，差幸识商周古文之字”，这不过是他谦虚的作风罢了。通过观察他所书的金文，发现差不多所有的落款都是以正楷写的，而且十分严谨端正，干净利落，给人以雍容安详的感觉。

作为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容庚的身上始终保持着真诚坦荡的君子之风。他不仅为人耿直，而且还乐于助人。说起他的无私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与郭沫若的一段往事。

著名学者郭沫若也是十分喜爱古文字研究的。1929年，他只身到日本去研究甲骨文，但是身在异国他乡的郭沫若在那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主要的就是缺乏资料。当时日本的古文字研究并未突破，郭沫若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的朋友，突然他想到了国内的容庚。

当时的容庚因为《金文编》的问世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所以郭沫若立刻以“未知友”的身份写信向容庚求助。没想到的是，容庚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未知友”十分敬佩，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多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倾囊相授，而且还寄去很多重要的古文字拓片和出版物。容庚和郭沫若就这样在信中互相探讨着学术问题，甚至还帮助郭沫若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等。

多年以后，郭沫若谈起这件事时仍然非常激动，对容庚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但容庚却对此事看得很淡，尽管后来郭沫若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也从未因私事去叙旧情求方便。容庚认为，当年的帮助是文人学者之间的切磋探讨，不夹杂任何利益关系，一切为了学问。由此可见容庚的真诚与坦荡。

我，还是我容庚

说起来，容庚还真是想过跳珠江呢。1966年，“文革”刚开始之时，年过七旬的容庚是中山大学第一批受造反派冲击的老教授之一。他与刘节、谢文通是中大造反派揪出来的“三家村”。造反派在他家门前挂了大牌，画了只死狗，上书“容庚”二字。家中大字报满屋，要爬行才可进出，后来甚至将前门封闭，只由他在书房的窗口做门，每天跳出跳入。一次，参加完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大会之后，他的硬脾气发作了，面红耳赤，忍无可忍，于是骑上自行车往外跑。路经海珠桥，他想在夜深时跳珠江，一死了之。徘徊间，遇到了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的萧隽英，后者问他：“去哪里？”容庚直答：“去死！”幸亏萧隽英婉言相劝，容庚心中不平之气才渐消。此后，他想开了，对待批斗的策略是，你批你的，我干我的，一葆本色。

容庚的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文革”之后，容庚获得“解放”。面对社会各界的褒扬平反之声，容庚再次一语惊人：“我不像过去说的那样坏，也不像今天大家说的那么好。我还是我容庚。”

可以说，晚年容庚那种独立的姿态，刚直的秉性，与他的学问著述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的一笔精神财富。学术与人格的融合，在他身上也得到了完美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