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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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ed 06.1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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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与神学“之间” ——《接着海德格尔思神学》序言
子淳兄和刘小枫先生都非常重视现代性已经出现和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但是，他强调上帝启示恩典的垂直维度，而刘小枫先生则强调永恒自然秩序和具体灵魂差等的平面维度。在我看来，这里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在中西之辩之背后更为根本与关键的古今之辩，更是在神人关系视域下对垂直维度与平面维度、以及恩典与自然之间关系迥然不同的立场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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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刘小枫去叙拉古？十批判 （下）
回顾刘小枫的思想学术历程，我们既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易并为之心酸，又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立而为之气恼。真是应了鲁迅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民众，其实距离不远，都是权力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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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刘小枫去叙拉古？十批刘小枫 （上）
比照西方的古典西学和刘小枫式古典西学，不难看到的是，前者是一种为思想而学术之学，后者则变成了为权谋而学术之学了，他们的外表好像非常相似，实质却是极为不同的。在价值混乱的当今中国，随着刘小枫的这种披着古典西学的权谋之术与现实的权力争斗遥相呼应，随着它为“文化革命”式的权谋招魂，其作为现代权术的面目就昭然若揭了。
黑暗中的微声：一战中的卡尔‧巴特
1914年8月2日，整个欧洲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中。瑞士萨芬维尔乡村牧师巴特当天讲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3章7节中的段落“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巴特告诉会众，战争是上帝的审判，审判却不是上帝最后的话，我们主最后的话是恩典，是爱，是盼望。
当香港文学中“遇上”马尔克斯
他虽然走了，但“魅影”还在，而且始终在我们身边游荡。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睁开心灵之眼去透视现实，唤醒万事万物的灵性，并以此为手段，将现实的真相、生命的真相，深刻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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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红场上的癫僧
如布尔加科夫所言：“对于这些现代癫僧说来，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显然已经失败。”他无法去改变现实，相反却被现实所沾染。他在为那种苦难的命运唱挽歌，但挽歌中却有着那个体制浓郁的风味；他不想成为“红色肖斯塔科维奇”，但当他溘然长逝时，官方悼词给他戴上的帽子却是，“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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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序王继《六月悲风》
虽然他意在展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残酷，却并没有让遣责泛滥到不可收拾，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中国，我们人人都看不到自己的罪，很容易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仿佛人生所有际遇都是加害者造成的。我并不是要想泯灭那些作恶者所做的恶，也不是要对那些弱势者施诸大斧而不同情，而是说我们要认识人深藏的黑暗与罪性，既需要相当深刻的认知，更需要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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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我们时代症状——评沃格林《政治的新科学》
沃格林认为，政治社会中的人，其存在以历史的形式存在，那么政治理论也就是历史理论。今日这是被科学主义者拒斥为非科学和非实证性的观点。然而，如果政治理论的根本是回应人类面对的存在危机，那么政治理论就不应该是实证主义和价值无涉的。
反对创立“中国经济学”，评田国强、李稻葵两先生文章
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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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模式的先声： “文化智商” 领先的奥斯曼帝国为何衰亡
一百年前的闭塞的交通条件下， “单一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单一民族国家” 原则帮助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国界，制造了捷克、波兰之类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单一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主要国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赖外来劳动力和专才，甚至需要容纳难民。
几本被遗忘的经典，从朝鲜、法国到中国的经验
到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争部军需局长、电机企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把国家社会主义改组成一套原始的计划经济系统，这同时启发了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西原龟三对东亚的改造构想。
劉師培在1903-1908： 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革命與變節（下）
劉師培的前半生，遠遠看去非常之多變，細細一理卻能發現一貫性的東西。從1903年科舉會試前夕看起，他一方面有著同齡人當中非常超前的思想意識和知識視野，但另一方面又受制於思想時潮和前輩的影響。一方面深懷熱忱和理想，但另一方面又名利心切、急於用世，後者最終在這場『精神長跑』中勝出，為日後的人格淪喪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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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在1903-1908： 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革命與變節（中）
晚清士人精英的烏托邦主義構想是那個時代的一道獨特風景。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章太炎的五無之境、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雖然面目、性質大有不同，但是背後呈現的，都是國族主義和世界主義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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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在1903-1908： 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革命與變節（上）
章太炎和劉師培都是激烈之人，但是章太炎的激烈體現為不計代償的行動，這出自他的性情，也植根於他的理念；而劉師培的激烈體現為打造一種富於姿態感的『激烈』話語，以這一話語為筏迎著潮流而上，然後將潮流的動能轉化成受自己掌控的勢能。
“清凉境界”中的高层权斗 —《笑傲江湖》读/听后感之一
金庸本人涉入政治的程度是比较深的，对政治场中的人情世故的领悟力也强。要不然，作为小说家固然可以虚构出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但却很难写出细节那么致密、信息量那么大的文本片段。我很确定，他写这个片段的用意，是要藉以表现政治场中斗争的具体过程，而不是要让读者过过眼瘾看顶尖高手扎堆比武。
「红学」史与红学「新典范」
“红学”二字若是成立，那么论及红学研究之史，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可谓经典之作。余英时用库恩(Thomas S. Kuhn)“学术观点史”的路径来探讨红学研究史，提出了红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典范”(paradigm)与“危机”(crisis)。
当代新儒家的“汉宋之争”？
外来移植的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日渐失去其合法性，谈马列已成了敏感事件。讨论新儒家似乎成了思想界唯一的政治正确。这对于政治野心绵延不绝的儒家学者来说，或许是机会。让儒学取代外来主义之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指导之作用，接续民国之前儒家的统治地位，显然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梦想而已，新儒家的理论建构远未完成，草率与政治结合，大概又要重复康有为在张勋丁巳复辟中的闹剧。
我們曾嚮往的自由：對抗異化的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異化
只有當無產階級在歷史的進程下獲得對抗爭的自我理解，由自在的階級變為自為的階級，才能夠終結社會科學和歷史的「規律」對人的統治，人類才能真正進入主體的歷史。
從萊茵河到延安，誰能贏得馬克思遺下的尼伯龍寶藏？
八十年代對於人道主義馬克思的重視，也是想借助於重新「發明一個字的古義」來重構理論大廈。現在，「馬會」學生是不是又到了研究「字的古義」時刻？這個現實的問題令我打開了半年多前泛覽過的一本書《尼伯龍的寶藏》，韓國學者鄭文吉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傳世、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抵抗虛幻，活得真實——從堂吉訶德與東方不敗談起
伴隨著「次級實在」的產生，也會扭曲人使用的語言，語言也逐漸會喪失作為人的思考和真實的實在兩者間媒介，而不再和現實有關，成為次級實在的一部分，也就退化為了意識形態的框架。
俾斯麦与魏玛共和国百年
俾斯麦和威廉德国形象的变化和德国人自我理解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1960年代是反叛和决裂的时代。新一代德国人需要和自己的过去做总的清算。俾斯麦就是这种过去的代表。1990年两德统一后，欧洲一体化愈发成熟稳固。德国被包容在欧洲的旗帜之下，德国人也可以更多发掘自己历史和整个欧洲的共通之处。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才会重新发现“俾斯麦首先是一位普鲁士政治家、其次是一位欧洲政治家”这个被长久忽略的事实。
比特币、机器智能与人类魔法
特币开启了机器智能——技术奇点的到来。机器智能的觉醒，将是以区块链网络为基础。至于现在是否可以说机器智能已经觉醒，得看人类对觉醒的定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回到前面的三个条件。
徘徊在革命和社會之間——從《牛鬼蛇神錄》談起
對於文革到當下的思想而言，在「官方」和「非官方」二元主導敘事背後，卻共享著以把握「客觀歷史」爲基礎，試圖建立一種真理性的歷史解釋和價值判斷的衝動，都消除著對於歷史事件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理解。然而，在解讀楊小凱的文本時，我們會發現，在楊小凱對於文革及其後來事情的敘述是不同於這些價值判斷的主導敘述，而是呈現出了複雜性和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