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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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微声：一战中的卡尔‧巴特
1914年8月2日，整个欧洲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中。瑞士萨芬维尔乡村牧师巴特当天讲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3章7节中的段落“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巴特告诉会众，战争是上帝的审判，审判却不是上帝最后的话，我们主最后的话是恩典，是爱，是盼望。
当香港文学中“遇上”马尔克斯
他虽然走了，但“魅影”还在，而且始终在我们身边游荡。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睁开心灵之眼去透视现实，唤醒万事万物的灵性，并以此为手段，将现实的真相、生命的真相，深刻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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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红场上的癫僧
如布尔加科夫所言：“对于这些现代癫僧说来，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显然已经失败。”他无法去改变现实，相反却被现实所沾染。他在为那种苦难的命运唱挽歌，但挽歌中却有着那个体制浓郁的风味；他不想成为“红色肖斯塔科维奇”，但当他溘然长逝时，官方悼词给他戴上的帽子却是，“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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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序王继《六月悲风》
虽然他意在展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残酷，却并没有让遣责泛滥到不可收拾，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中国，我们人人都看不到自己的罪，很容易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仿佛人生所有际遇都是加害者造成的。我并不是要想泯灭那些作恶者所做的恶，也不是要对那些弱势者施诸大斧而不同情，而是说我们要认识人深藏的黑暗与罪性，既需要相当深刻的认知，更需要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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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我们时代症状——评沃格林《政治的新科学》
沃格林认为，政治社会中的人，其存在以历史的形式存在，那么政治理论也就是历史理论。今日这是被科学主义者拒斥为非科学和非实证性的观点。然而，如果政治理论的根本是回应人类面对的存在危机，那么政治理论就不应该是实证主义和价值无涉的。
反对创立“中国经济学”，评田国强、李稻葵两先生文章
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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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模式的先声： “文化智商” 领先的奥斯曼帝国为何衰亡
一百年前的闭塞的交通条件下， “单一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单一民族国家” 原则帮助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国界，制造了捷克、波兰之类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单一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主要国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赖外来劳动力和专才，甚至需要容纳难民。
几本被遗忘的经典，从朝鲜、法国到中国的经验
到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争部军需局长、电机企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把国家社会主义改组成一套原始的计划经济系统，这同时启发了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西原龟三对东亚的改造构想。
劉師培在1903-1908： 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革命與變節（下）
劉師培的前半生，遠遠看去非常之多變，細細一理卻能發現一貫性的東西。從1903年科舉會試前夕看起，他一方面有著同齡人當中非常超前的思想意識和知識視野，但另一方面又受制於思想時潮和前輩的影響。一方面深懷熱忱和理想，但另一方面又名利心切、急於用世，後者最終在這場『精神長跑』中勝出，為日後的人格淪喪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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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在1903-1908： 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革命與變節（中）
晚清士人精英的烏托邦主義構想是那個時代的一道獨特風景。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章太炎的五無之境、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雖然面目、性質大有不同，但是背後呈現的，都是國族主義和世界主義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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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在1903-1908： 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革命與變節（上）
章太炎和劉師培都是激烈之人，但是章太炎的激烈體現為不計代償的行動，這出自他的性情，也植根於他的理念；而劉師培的激烈體現為打造一種富於姿態感的『激烈』話語，以這一話語為筏迎著潮流而上，然後將潮流的動能轉化成受自己掌控的勢能。
“清凉境界”中的高层权斗 —《笑傲江湖》读/听后感之一
金庸本人涉入政治的程度是比较深的，对政治场中的人情世故的领悟力也强。要不然，作为小说家固然可以虚构出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但却很难写出细节那么致密、信息量那么大的文本片段。我很确定，他写这个片段的用意，是要藉以表现政治场中斗争的具体过程，而不是要让读者过过眼瘾看顶尖高手扎堆比武。
「红学」史与红学「新典范」
“红学”二字若是成立，那么论及红学研究之史，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可谓经典之作。余英时用库恩(Thomas S. Kuhn)“学术观点史”的路径来探讨红学研究史，提出了红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典范”(paradigm)与“危机”(crisis)。
当代新儒家的“汉宋之争”？
外来移植的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日渐失去其合法性，谈马列已成了敏感事件。讨论新儒家似乎成了思想界唯一的政治正确。这对于政治野心绵延不绝的儒家学者来说，或许是机会。让儒学取代外来主义之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指导之作用，接续民国之前儒家的统治地位，显然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梦想而已，新儒家的理论建构远未完成，草率与政治结合，大概又要重复康有为在张勋丁巳复辟中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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